又是庚子纪年时，适逢花甲又一循。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也是庚子纪年又一个循环之始。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
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近代以来的庚子纪年（1900），创痛尤巨，令人记忆深刻。时人多冠以“奇祸”“庚乱”“国难”之名，大量文献篇目均以此命名，显示了那个时代“群体记忆”层面上的集体感受和认知。“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9页）。时为怀来知县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庚子西狩丛谈》，第164页）“致衣冠填壑，为千古未有之奇祸也。”（《景善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义和团运动》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3—84页）
庚子年间发生的历史事变，是一个深痛地影响时局、也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变。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体察精微地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运动》一，第47页）
即使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关于庚子历史也充满了灾难性记忆。“不管是作为旧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将永远被记住是北京外国公使馆被围攻的年份。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已经历了一个甲子……”（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赫德认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大耻辱”（第75页）。“事实上，不正常的情况才是一切弊端的根源，这就是，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地位，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传教士也同样超脱了中国法律的束缚，他们的到来促使各种流弊滋生；外国官员根据条约采取了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行动。”（第89页）这是英国人赫德的记忆。
其实，早在义和团事件前60年，即1840年的庚子年，就发生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史料记载：“庚子年八月后，启明星伏不见……是谓当见不见，占为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并以英夷作乱，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阵亡为应验之证。”（不著撰人：《英夷入粤纪略》，《鸦片战争》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庚子纪年无疑是一个深痛的历史记忆。近代以来，第一个庚子年（1840）的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创开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个庚子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造成“千古未有之奇祸”。“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鸦片一战，筹策失宜，藩障被创，未几协以谋我。继有庚申（1860）之痛，商约既订，复逞其威，嚇胁直省，乃有庚午（1870年天津教案）之难，卒于庚子（1900年）再演义和拳之变。畿辅失陷，衣冠塗炭。”所谓“自古以来宗国之变，未有庚子之惨且巨者也”。（陈陆：《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9页）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庚子伤痛的历史记忆永难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