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事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或揭示事物的真相。宗教家、革命宣传家属前者。他们往往因时而兴，或于阴霾如磐处凿天一隙，或于风高云蔚时激尘万里，即便苦难然而悲壮，即便孤独然而荣耀，即便不为时代所推扬也为后世所追怀；历史学家无疑属于后者。无论是天人之际的旁通博贯，还是蜗角微尘的穷搜细寻，都是为了探索那坠落于时间的黑暗里、深掩在芜杂的记载中、纠缠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下的“客观”事实或关系——真相，即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状态。
真相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快意和激情。有时它像云雾一样飘忽不定幻化无常，有时它像石块一样有体积、有分量、有杀伤力。它的妖媚善变会使追求者无所适从，它的乖戾无情会使痴迷者身心俱废；有时它的丑陋会使人沮丧，有时它的沉闷会使人感到压抑，有时它的魔力会使人不得不悄然噤声。因而以揭示真相为职志的史学家从事的实在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尤其是当这真相巨大到没有翻转的空间、复杂到没有剖解的缝隙、不合时宜到即便正人君子也不怎么情愿正视的时候，其苦累烦难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即便只是浏览一下刘泽华先生这套三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人们也会为它那质实的厚重感所折服。如果耐心地读进去，相信读者会像我一样油然而生出一种精神上的疲惫感，一种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重：就像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广阔而喧闹的废墟上，且自己就是那废墟的组成部分。这时你会为作者的执着和坚忍而感动，因为他进行的是一项看起来凭一人之力永难完成的巨大工程——以民族的宿命和未来作为考察的对象，每一点进展的取得都需要付出劳苦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因为在面对真相时他不得不面对的孤独和无奈：他的每一个结论都像考古家手中的文物，是一铲一铲地从历史的地层深处掘出来的，真实得难以反驳却往往令许多人无法接受。全书120万字，没有一个字是空洞的、轻飘的。在一般人看来，思想的翅膀应该轻灵曼妙、随风远举，而在这儿却显得异常迟钝而沉重。为什么？我想，不仅是因为考索对象的巨大与深邃，也因为作者于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和愿望：除了真相的自我言说，还有批虚捣窾的剖析，入骨三分的针砭，情真意切的呼吁，欲说还休的言外之意。